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到来之际，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家重点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与广大读者见面了。与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部著作具有容量大（分上、下卷共140余万字）、时限长（从1949至1999年共50年）等鲜明特点，同时，也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论述方面表现出若干有益的探讨。
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特别是在上卷部分（1949年—1976年）中，如何恰当地评述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可以说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影响。而总观以往的有关研究，多有两方面的偏差。一方面，在“重新评价”这一含混表述下，表露出对当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实践基本上予以否定的认识；另一方面，强调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内容为依据，而未能随着其后10余年国家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发展在有关认识上作出新的深化。董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在触及这一课题时，则显示了通贯前后、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
书中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往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及设想，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出现新的转变的一面。”在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的同时，特别强调根据历史经验指导我们今天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意义。“在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既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坚持当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所确定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继承和坚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始终为之奋斗不息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同时也应从当年党对过渡时期认识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的局限和有益的探索中吸取宝贵的遗产。”
作者认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复杂的。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其后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影响，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加以思索和分析。书中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且进而得出结论，“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和特定历史环境下，这一模式的借鉴，既反映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追求民族独立、富强、振兴的强烈愿望，也是当时众多宏观因素作用的结果，对于在短时期内聚集尽可能多的资源，迅速改变原有积贫羸弱的落后状况，具有显著的功效。正因为如此，对于当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采取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应该从根本上予以肯定。当然，这一模式本身也存在着某些弊端，这些弊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地显露出来。因此，从长期看，这一模式的确立以至不断强化，又势必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曲折。”
书中诸如这样“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分析时时可见，并且也贯穿于对三大改造、工业化等实践过程的论述之中。由此表现出作者们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那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了比较恰当的分析和评述。所谓评述恰当，难就难在如何准确地把握分寸，而欲准确地把握分寸，非有辩证的态度不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可能恰当的。应当说，只有辩证的分析，才能对历史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给读者以认识的启迪，才能发挥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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